所谓“王道”，是依靠道德礼教而实行仁义，经仁义教化征服天下；所谓 “霸道”，是仗恃国家实力的强大，来称霸诸侯，武力征服天下。战国时期，社会处于激烈动荡与变革之中，中国走向统一的大趋势已露端倪。怎样实现由乱到治、由分裂到统一？是实行王道还是霸道？稷下学者展开了大争论。

儒家大师孟子明确主张重王道轻霸道。他认为，“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他反对霸道，认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主张王道，因为这是“以德服人，中心悦而诚服也”。
荀子虽然崇尚王道，但面对当时盛行霸道的现实和对齐文化的吸收，也谈霸道。他主张在王霸并容的前提下，以王道为本。

管仲学派主张王霸并举，是实行王道还是实行霸道，要针对具体情况而定，即“霸王者有时”，“以备待时，以时兴事”。他们认为，“强国众，合强以攻弱，以图霸；强国少，合小以攻大，以图王。”还说：“战国众，后举可以霸；战国少，先举可以王。”可见，管仲学派的王霸学说更适合当时的时势，更具有现实性。
二、义利之辩

义利之辩是稷下学宫中百家争鸣的一个很普遍的辩题。

孟子继承了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思想，把义和利绝对对立起来，认为追求利必然损害义，为了保拿义，要“舍生而取义”，“二者不可兼得”。

荀子把义利关系与社会现实联系在一起，他认为人们对利的追求具有合理性，是人的本性，但认为这种追求要保持一定的度，不能放纵。放纵逐利，就会导致社会的混乱。荀子认为，要用礼义制约人们的物质欲望，教育人们“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反对“唯利之求”。这样做了，国家就会平治，反之，则会出现乱世，即所谓 “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

管仲学派对义利关系的看法是义利并重。他们认为：“爱利足以亲之，明智礼足以教之”。讲礼义教化，不忘记物质利益的激励功能；讲物质利益，也不忘记礼义教化的引导作用。二者相得益彰，相辅相成。

三、天人之辩

天人之辩，首先要回答天是什么，然后再回答天与人的关系如何。稷下各学派围绕天与人进行了交流与争鸣。

       孟子认为，天是人事的最高主宰，天命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在孟子看来，人民的降生、事业的成败、帝王的权位、天下的治乱，都是天的指令。实际上，孟子将天看成是一个至高无上的无所不能的精神性的实体。由此，他沿着"尽心、知性、知天"的思维模式和认识路线，建构了“天人合一”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

荀子认为，天就是自然界，其运行变化具有规律性，这种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即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还认为，人是天下最珍贵的。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并且不是一般的部分，而是特殊的一部分。荀子基于对天人关系的唯物主义认识，提出了“明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的光辉思想。
管仲学派对天人之辩的回答也是唯物主义的，而且更具有现实性，比如《管子·度地》从具体的改造自然的实践中认识天人关系，将能根除水、旱、虫等五种灾害说成是人能主宰自然界。

四、人性善恶之辩

        稷下学宫中，关于人性的善恶之辩，主要有三种代表性看法。

孟子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因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和生来就具有仁、义、礼、智四种善端。至于人做了不善的事，不是因为其本性不善，是由于他自己不把握自己，被形势左右所致。

告子将人性比作水渠中的水，让它向什么方向流它就向什么方向流。人性的善端，不是生而就有的，是靠后天的教育和社会环境的熏陶而形成的。
荀子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荀子认为在人性中，最能支配人类生活的是人的好利恶害之情，而好利恶害发展的结果，必然产生尔虞我诈、巧取豪夺等不道德的行为，所以说人性是恶的。他同时认为，这种恶的人性，经过后天的学习教育，注重对"人性"的改造，就可以做出善的行为。

五、世界本原之辩

管仲学派最早把气作为宇宙万物的本原，认为世界万物产生于气，最终又复归于气，并进而提出了唯物主义的“精气说”。稷下先生宋钘、尹文认为“精气”是构成世界万物的基本要素，“气”就是“道”，是客观的存在。

管仲学派还提出了水是世界万物本原的学说。《水地》篇说：“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

稷下道家季真提出“莫为”说，认为自然界的一切变化都是自我运动的结果，否定“天命”的主宰作用。

稷下道家接子则提出“或使”说，认为“道”是天地万物的本原、始基。

荀子认为，“天地”就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界，“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

阴阳家邹衍认为，天、地并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各有自己生成和发展的自然历史，在时间上是有始有终。但是，在天地产生之前还有一个不可考之原，还有一个天地未分的原始状态，也就是说，整个宇宙在时间上是无限的。

六、名实之辩

         “名实之辩”是讨论概念（名）同它所代表的事物（实）之间有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稷下先生宋钘、尹文主张“名当”，认为“名不得过实，实不得延名”，反对“刑（形）名异充”，坚持先名后实、名宜符实的名实观。

稷下学者儿说提出“白马非马”的著名论题，其后，公孙龙在《白马论》中对这一论题进行了充分的阐发，他将马的形与色析而为二，只强调了个别与一般的差别、对立和排斥，否定了它们之间的联系，陷入了形而上学的诡辩论。

稷下学者田巴以辩论“离坚白、合同异”而闻名于稷下。同公孙龙一样，“离坚白”将通过触觉感知的坚硬石质同通过视觉感知的白色外表分离开来，互不联系，否定了大脑的综合作用，否定了人的认识的能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