稷下学宫: 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观
日期:2016-03-05 10:43:07    发布    浏览次数:1668

   战国时代,齐国统治者在都城临淄创设的稷下学宫,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集教育、政治、学术功能于一体的高等教育大学堂,是战国时代的思想文化中心;是诸子百家争鸣,促进各派融合、发展,培育、创立新学派的文化沃土;是博士制度的先声,学术大师的摇篮。它兼容并包、独立自由的学术精神是中国也是世界的珍贵精神文化遗产。

一、前空往劫 双璧呈辉

      稷下学宫是中国历史上创办最早、规模最大的国办大学堂。它与差不多同时出现在雅典的希腊学园(又称阿卡德米学院、柏拉图学院)堪称双璧。它们是世界上最早的集高等教育与学术研究为一体的思想学术文化中心,分别在世界的东、西方以相似的方式展现了人类早期文明的智慧之光。

     从比较的角度看,稷下学宫与希腊学园各具特色,共同创造了世界文明史上的辉煌。前者是齐国统治者为广揽人才而创办,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后者为柏拉图传播思想、科学而设,具有鲜明的科学理念。前者汇聚诸子,多派并存,思想交锋,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后者传承师说,探求真理,追求科学,培育独立思考精神。前者为中国秦汉大统一帝国的形成作了理论上的充分准备,对后代政治、思想文化发展影响甚大;后者为西方大学教育奠基,对后代西方哲学、自然科学发展影响深远。稷下学宫与希腊学园极大地影响了东、西方不同学术思想与文化传统的形成,共同为构筑丰富多元的世界文明作出了贡献。

      前人论稷下,多忽略它的教育地位。其实,将稷下学宫的设置放在中国教育史上看,也是空前的壮举。稷下学宫以前,夏、商、周三代都办有所谓官办大学,实是养老、习射、习礼及道德教育之所,与后来所说的大学在内涵、规模、层次等方面都有很大差异。战国之世,七国争雄,虽然人才争夺空前高涨,但战争频仍,并没有哪一国像齐国这样兴学招揽人才的。战国之楚,产生了屈原、宋玉等文学大家,兰陵之地兴起优良的文风,但并没有兴办官学的记载。从现有的资料看,在春秋战国500年间,还没有哪一个诸侯国曾经如此大力兴办官学。

     战国时代,人才争夺激烈,礼贤下士之风盛行,“养士”是各国统治者和权贵之门较为普遍的现象。因而,有人认为:稷下学宫实为国家养士机构,与当时著名的“四君子门馆”相类似。但细加分析,稷下之学与养士之家有显著不同。“四君子”门下尽管也有门客数千人,却没有形成诸子百家学派争鸣的学术中心。究其原因:一是人数众多,但层次低下。二是服务私门,学者稀少。三是因人而养,聚散无常。稷下之设,虽然承继着礼贤下士的传统,但其构筑的是超越时代风气的大学堂。

      从中国教育发展史看,与早于稷下100余年孔子兴办私学的伟大创举相比,稷下之设的意义在于:它变一人之教为大师云集的众人之教;变一家之学的传承为百家思想的争鸣。并在儒家私学教育衰微、散落之时,由齐国统治者的创新,实现了私学教育的转型发展:稷下学宫实际成为私学联盟性质的高等教育实体。一是诸子百家与私学结合在了一起,每个学派往往是一个庞大的私学教育集团。各家学派汇聚稷下学宫,客观上使稷下成为若干私学教育集团的联合体。二是稷下各派学者,大多带弟子来稷下。从各派之间看,学术争鸣,相互交流是活动主体,就某一学派师生活动看,讲学授徒、传播思想与知识则是活动的主要内容。稷下学宫以其特有的方式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空前的辉煌。

二、立于乱世,存世最长

如前所述,战国之世,大国兼并战争激烈,风云万变。各国君主无力兴办教育,而私学的发展也常因一人而兴,人亡而息。唯独稷下学宫,创始于公元前374年,历五代国君,至秦统一,终齐而亡,存续达150余年,这在春秋战国的动乱时代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徐干《中论》云:“昔齐桓公(午)立稷下之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崇之,自孟轲之徒皆游于齐。”可知稷下创始于田齐首代封公齐桓公(午)之时,并制定了基本政策、方针,为其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齐威王、宣王及湣王前期的70年间,是田齐盛世,也是稷下学宫的兴盛期:学派云集,名人荟萃,人数多至“数百千人”。宣王时,一次将稷下学者76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即给予高官厚禄,而不必理政务,专司教学研讨。闵王继位前期,“奋二世余烈”,稷下仍很兴旺。但闵王是一个狂妄骄暴的国君,对外扩张,连年用兵,不听稷下先生们谏言,这是稷下中衰的开始。此后,燕将乐毅攻齐,临淄沦陷,稷下遭到严重损毁乃至停办。5年后,齐襄王破燕复国,还都临淄,重振稷下学宫。大儒荀子曾三为“祭酒”(学宫领袖)。此后,虽国势日衰,但学宫依然存续,与齐终亡。在长达15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稷下始终作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中心影响遍及列国,在中国乃至东方文化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三、三位一体,功能多样

       首先,稷下是“学宫”,是一个大师云集的高等学府。从一所大学所必备的要素来看,稷下至少有三点颇为突出:一是有固定、宏大的校舍和优越充裕的设施条件。二是有众多的师生在此展开教学活动。三是有一定的规章制度和管理措施。从内容上看,对饮食起居、衣着服饰、课堂纪律、课后温习、品德修养等都有具体的规定,说明稷下的管理制度是周密、严格的。

     其次,稷下具有研究院的性质。稷下的主要活动方式有期会、讲说、议论、研讨、诘难、争辩,这有利于学术的探究和深化。稷下为后世遗留下大量的学术著作。除《孟子》、《荀子》外,《汉书·艺文志》著录了汉人所见稷下先生的个人专著,即有:《孙卿子》、《蜎(环)子》等共10余种,250余篇。20世纪以来,《管子》研究学者经长期研究,大多认为:《管子》一书录著了大量的稷下学者的论文,甚至有人提出:《管子》是稷下学者的论文集。

      其三,政治参议院。稷下是田齐统治者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广揽人才而兴办,因而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从文献中我们发现稷下先生主要承担三种政治身份:第一,谋士:宣传主张,议政建言。与后代的谋臣不同的是:稷下先生常常将自己或本学派政治主张的推行与议政建言相结合,议政往往具有宏观性、指向性、理论性和政策性。第二,谏臣:匡正时弊,直言进谏。稷下先生往往在重大问题、在关键时刻提出忠直意见。据《说苑·尊贤》载:淳于髡以古代先王与宣王相比,批评齐宣王好马、好味、好色,而“独不好士”,迫使宣王“嘿然无以应”,从而达到劝其尊贤治国的目的。第三,外交家:排难解纷,出使外国。在战国风云变幻的“国际”舞台上,稷下先生往往在重要关头,奉齐王之命,出使别国,完成外交使命,稷下学者在齐国政治中发挥了巨大作用。需要说明的是,稷下的多重功能是有机和谐地统于一体的,它的政治功能是以各派教育活动和学术活动为主体实现的;而其学术活动,既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又与教育实践紧密结合。因而稷下是兼具研究院、政治参议院功能的大学堂。

四、学术自由 堪称典范

      稷下学宫之能成为战国诸子百家争鸣的主阵地,主要在于它实现了真正的学术平等与自由,这是它留给中国和世界最珍贵的精神遗产。

学术自由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思想根基和精神源泉,是稷下学宫和希腊学园以各种不同方式共同呈现给人类最珍贵的精神文化遗产。希腊学园中所表现的学术平等主要体现在“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追求。稷下所体现的学术自由,主要展现为统治者与学者之间的学术平等和自由的理念。尤应指出的是,稷下学宫是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国办大学,“喜议政事”是其基本功能。因而,他们可以对齐统治者独立自由地发表政治见解甚至提出批判反对意见,而齐统治者则对各种意见一概采取从善如流、平等相待的态度,这就是一种更为珍贵堪称典范的平等精神了。因而,稷下的学术自由大致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尊重学士,平等礼遇。为了吸引大量学者来稷下讲学、争鸣、议政,        齐国统治者采取特殊的政策为学者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和优越的生活条件。来者,热情接待,精心安置;走者,以礼相送,重金馈赠;离后再来,仍然欢迎。政治上,齐国君主不以政治干涉学术,不以好恶而行褒贬,为当时各国所少见,在数千年中国文化史上,也堪称典范。

其次,各派平等,多家并存。这与齐国统治者以宽厚的态度采取百家争鸣、兼容并包的方针是分不开的。从文献记载看,儒、法、道、阴阳及农家、名家、兵家,举凡当时重要的学术流派都曾在稷下先后存在发展。由于思想解放,地位平等,学术活跃,各派学者尽管有不同甚至相反的主张,却都能在稷下立足、讲学、争鸣,吐纳吸收,提升发展。多家思想并争,各派观点齐鸣,在争鸣中融合,在融合中发展,最终实现各派的共荣、创新、发展。

       再次,开放办学、来去自由。稷下尊重学者的独立自主精神,在管理上采取机构开放、来去自由的政策,游学是其主要形式。一是学生可以自由来稷下寻师求学,荀子初来稷下即是一例;二是先生可以自由在稷下招生讲学,这给予了师、生两个方面的充分自由。游学方式,可以是个人游学,也可以如孟子一样,数百从者一起来,称为集体游学或集团游学。这些游学方式的施行,让各国学者纷至沓来,使他们增加了交流,开阔了视野,扩大了见闻,促进了人才的培养和成长。

     当前,历史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全球化、科技革命和信息革命将世界变成了地球村,这对人类文化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世界各种文明如何相容相处?新的世界文明格局如何发展?成为世界性的难题。我们认为:未来世界文明的构建还应到稷下学宫中去寻找智慧,发扬稷下精神是当代人类文明建设的需要。其中两点尤其值得吸取:一是各家并存,兼容并包。世界各种文明历经千年发展,各有建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不分优劣,不分主次,共同发展。二是世界需要更多的稷下学宫。在尊重各种文明的思想基础上,加强交流,相互吸收,让各种文明在自我创新发展、变革提升中,寻求新突破。共同构建新世界、新文化,这既是稷下提供给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经验,也是放眼未来,人类文明发展不可不取之途径。

链接:

稷下学宫与百家争鸣

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白 奚

何以成为百家争鸣的主要园地

稷下学宫是百家争鸣的主要园地,百家争鸣主要就发生在临淄稷下。

先秦学术思想的发展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春秋后期到战国前期,先后出现了老子、孔子和墨子三位伟大的思想家以及他们创立的学派道家、儒家和墨家,奠定了中华思想文化发展的基础和基调。第二个阶段是战国中期到战国末期,这是一个大发展、大繁荣的时期,以百家争鸣为主要标志。

造成第一个阶段学术思想发展较慢的主要原因,就是交通不便,缺少一个稳定的交流场所。稷下学宫的创立和长期存在,为学术思想的发展搭建了一个平台,极大地方便了学者之间的了解和交流,为古代学术思想的繁荣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稷下学宫汇聚了来自列国的学者,容纳了当时几乎所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迅速成为了列国的学术文化中心。由于稷下学宫的建立,中国古代学术思想飞跃发展,迅速达到了高潮。因而我们可以说,进入稷下时期,严格意义的百家争鸣才真正开始。

稷下百家争鸣的盛况

汇聚列国学术。列国的人才迅速汇聚于稷下,成为列国的学术文化中心。

学派林立,形成百家。儒、道、墨三大学派之外,几个具有原创性的学派如法家、名家、阴阳家等相继出现于稷下。各主要学派在传承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分化,形成不同的流派。

盛况空前。齐宣王时期,稷下学宫发展到鼎盛。史书中对此多有记载:“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大师云集。著名的“稷下先生”除上述之外,还有儒家的鲁仲连、告子、荀子,道家的彭蒙、接子、季真等。

著述丰富。很多巨著出于稷下,如《管子》、《慎子》、《邹子》等。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黄帝四经》,也是出于稷下。

争鸣辩驳。稷下辩论在形式上不拘一格,有在学派之间的和学派内部的,有在先生之间进行的等。学宫定期举行常规性的学术聚会,称为“期会”,主要内容是演讲和辩论。稷下先生们大都有出色的口才,在辩论中他们各持己见,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场面。

稷下百家争鸣的学术成就

舍短取长,综合创新。在稷下,各家各派通过争鸣,取长补短,共同提高,产生了一些新理论、新流派,如黄老之学、荀子之学、精气理论等,都是学术思想综合创新的结果。

引领战国学术发展的大方向。通过充分争鸣,取长补短,各学派在很多问题的看法上逐步形成了共识,学术思想的发展逐渐呈现出交融、趋同、综合的趋势。在稷下,人们开始调和儒法,以儒家“为国以礼”“为政以德”的理念为本位,将儒家的礼治主张同法家的法治主张有机地结合了起来,提出了礼主刑辅、阳儒阴法、王霸并用的政治理论,使礼与法这两种基本的治国手段由过去的排斥对立变为联手互补,并在荀子那里得到了最终整合。此外,黄老之学以道家理论为本位,整合了各学派理论,代表了战国学术发展的潮流。以荀子之学和黄老之学为代表的这种学术思想上的融合趋同,代表了战国学术发展的潮流,引领了战国学术发展的大方向。

稷下百家争鸣的历史影响

黄老之学与文景之治。黄老之学是先秦百家争鸣的重要思想成果,但在列国纷争的历史条件下,没有得到实践的机会。到了西汉初期,黄老之学被定为官方意识形态,成就了著名的文景之治。

外儒内法与历代王朝的官方意识形态。礼法结合的政治模式理论是稷下学术最重要的创新,为传统的儒家学说注入了新的活力,增强了儒家学说适应社会需要的能力,为即将出现的统一大帝国探索出了一个长治久安的治国方案。经荀子改造后的儒家学说最适合大一统的封建统治的需要,因而成为汉代以后历代王朝长期采用的指导思想。黄老之学和荀子之学是稷下学宫最重要的理论创造,相继主导了从汉代到明清2000多年的中国古代历史。

稷下百家争鸣的真精神: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百家之学之所以能够在稷下学宫得到良好的发展,取得辉煌的成就,是同这里较为充分的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分不开的。不幸的是,随着秦皇汉武的一统天下,百家争鸣就被漫长的独尊一家取代了,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从此便失去了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是百家争鸣的真精神,具有超越时代的价值,是文化繁荣和社会健康发展的保证。我们今天应该认真吸取稷下百家争鸣的历史经验,切实贯彻双百方针,解放思想,倡导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如此才能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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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良性互动

中共淄博市临淄区委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宋振波

山东临淄是齐国故都,齐文化的发祥地,曾作为春秋五霸之首、战国七雄之一的齐国都城长达800余年,涌现出了齐桓公、管仲、晏婴、孙武等众多历史名人,形成了《管子》、《考工记》、《齐民要术》、《孙子兵法》等一批文明成果,流传下了以人为本、和而不同等大量成语典故。齐故城、东周殉马坑、田齐王陵等代表齐文化的物质遗存大量分布在临淄境内,被誉为“地下博物馆”。1994年,临淄被国务院命名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2004年被国际足联确认为世界足球起源地。

临淄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也是一座充满活力、正在崛起的现代新兴城市,是全国重要的工业名城、江北最大的塑料产品基地、世界最大的装饰原纸生产基地。近年来,在上级的正确领导和各方面的支持下,临淄区充分发挥产业优势,凝心聚力,扎实苦干,推动了经济社会科学长足发展,先后荣获全国科技进步示范区、全国文化先进区、国家级食品安全示范县、山东省首批“乡村文明行动”示范区、山东省最佳投资城市、省级文明区等多项荣誉称号。2014年,全区国民生产总值实现823亿元,财政总收入实现153亿元,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实现53亿元,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达624亿元,位列全省前3位。

临淄绽放的青春活力、呈现的勃勃生机,根源于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变革、开放、务实、包容的齐文化已经深深根植于我们的城市精神和行为模式。早在2300多年前,临淄就设立了与古希腊雅典学院同期的稷下学宫,鼓励独立思考和自由交流,学者最多时达到数千人,学派先后有近百个,各种学术思想激荡融汇、百家争鸣,生成了中华文化的基因。

在光明日报社、中国人民大学国学研究院、山东省齐鲁文化研究院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下,临淄区今天开设“稷下学公开课”,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用好齐鲁文化资源丰富的优势”批示精神,更好地挖掘齐文化内涵,弘扬稷下精神和稷下学风,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当今社会相协调,把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优势。我们将持续加大对齐文化的保护研究开发力度,充分借鉴齐文化和稷下学的思想精华,着力推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良性互动、共同繁荣,在临淄大地上绽放光彩、交相辉映。

(本文为作者在“国学系列公开课·稷下学公开课”开班仪式上的致辞,题目为编者所加。)

                山东省政协原副主席、山东省齐鲁文化研究院院长 王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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