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文化，齐国文化是齐地文化的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通常所说的齐文化是指齐国文化。齐文化主要继承姬周文化。战国时各地诸侯相争，使原本周文化独尊的局面逐渐破坏，各地区文化开始有“本地化”的改变趋势。到了战国时代以后，这种情况更明显，但齐文化还是保留了较多的周文化因子。齐鲁文化是齐文化和鲁文化的统称，东临滨海的齐国产生了以姜太公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学说又吸收了当地土著文化（东夷文化）并加以发展，而春秋时期的鲁国，产生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学说，两种古老文化存在差异，相对来说，齐文化尚功利，鲁文化重伦理；齐文化讲求革新，鲁文化尊重传统。
      战国时各地文字可以粗略依照地域分为五大系统：东方齐系、东北燕系、南方楚系、北方晋系和西方秦系文字，齐国文字则属于东方齐系。由于各系统的文字大体上相近，只有小部分文字有所差异。因此齐国文书与其他诸侯国往来并没有太大问题。
      所谓文化，是人类在适应和改造自然、社会和自我的实践过程中，通过劳动创造出来的一切产品的总和。这个定义中的产品，既包括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产品，也包括比较抽象但制约着社会和人类生活的行为规范，还包括宗教、科技、文艺、思想等精神产品。以此类推，那么文化也就相应地表现为三个层面：物质文化、规范文化和精神文化。
      所谓齐文化，也就是齐人创造的、存在于特定历史时空的物质文化、规范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
      在这个定义中，齐人的概念是既宽泛又带有一定标准的。作为齐文化创造主体的齐人，不应该把里籍在齐地作为唯一标准。因为管仲生于楚，宁戚是卫国人，而陈完是陈国迁到齐国的移民，而上述三人都参与并创造了齐文化，他们是很标准的齐文化意义上的齐人；作为齐文化创造主体的齐人，也不应该把是否居住在齐地，是否能齐言作为界定的标准。因为齐地是一个变量，能齐言者也是一个变量。孟子一部分时间并不居住在齐地，也不能齐言，但他在稷下学宫的思想学术交流和言论，却更新发展了齐文化，为齐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他虽不是土生土长的齐人，但他对齐文化做出了贡献，也应该是齐文化意义上的齐人。
      定义中所谓的特定历史时空，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齐文化存在的时间，应主要定格在公元前1045年姜太公封齐建国至公元前221年田齐为秦所灭这个时间段内。当然从文化的渊源角度，齐文化的存在时间可上溯至三皇五帝时期；从文化的影响角度，可下延至西汉武帝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止。二是齐文化存在的空间，我认为应主要以春秋后期时的齐国疆域为圈定范围，即今天的鲁北、鲁中及山东半岛地区（也就是海岱之间的山东地区）。
      作为齐鲁文化核心的齐国黄老之学产生于春秋时期的齐国，这一流派由姜太公开创，稷下道家、管子等继往开来，稷下学宫是世界上第一所由官方举办、私家主持的特殊形式的高等学府。中国学术思想史上这场不可多见、蔚为壮观的“百家争鸣”，是以齐国稷下学宫为中心的，官学为黄老之学。它作为当时百家学术争鸣的中心园地，有力地促成了天下学术争鸣局面的形成。而且在周边的齐、卫、燕、赵、魏等国都有不同程度的传播发展。
      在此期间，学术著作相继问世。有《宋子》、《田子》、《蜗子》、《捷子》等，今巳亡怯。另《管子》、《晏子春秋》、《司马法》、《周官》等书之编撰，亦有稷下之士的参与。由于不少人是善于把学术和政治结合趁来游说当权者的能手，故在宣王时受上大夫称号之稷下士多达七十六人。稷下学官的存在，曾为当时百家争鸣开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促进了先秦时期学术文化的繁荣。
      关于稷下学宫黄老之学的形成和发展的问题，学术界认为稷下黄老之学一开始就受到齐国封建统治者的支持和利用，它在稷下学宫中居于主导地位。这是因为齐国的田氏政权是取代姜氏而成立的新政权，它需要对其合理性进行辩护，以巩固统治地位。那么，这种学说是怎样建立的呢？因为老子是陈国人，而田氏的祖先公子完正是在春秋中期齐桓公时由陈国避乱逃到齐国的。所以，田氏政权选择了来自南方陈国的老子学说，同时又抬出传说比尧、舜、禹、神农更早的黄帝来。一方面是要以此压倒儒、墨、农等家，更重要的是齐威王把黄帝作为田氏的始祖，确是下了一番苦心琢磨出来的。因为田氏是黄帝的后裔，而姜氏是炎帝的后裔。黄帝战胜炎帝而有天下的传说，就为"田氏代齐"的合法性找到了历史的根据。
      同时又打着黄帝的旗号来建立霸业，甚至统一六国。古器物铭文《陈侯因敦》记载："其唯因，扬皇考昭统，高祖黄帝，迩嗣桓文。"大意是齐威王（因即因齐）要发扬他父亲桓公午的光荣传统，远要以黄帝为祖宗，近要继承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业。齐威王把黄帝作为田氏的始祖，此说是有历史根据的。齐威王在铭文中宣扬田氏的祖先是黄帝，又把黄帝与老子的学说结合起来形成黄老之学，以此作为稷下学宫的主体，为田氏建立的政权进行辩护，造成"田氏代齐"的合理观念。在这样政治背景下，黄老之学在齐国的稷下学宫形成了。因此，郭沫若说："黄老之术。。。事实上是培植于齐、发育于齐，而昌盛于齐的。"这话是很有道理的。
      黄老之学是继儒、墨、杨、法之后兴起于齐国的学派，因其有田齐政权的支持，它在齐国的势力相当大。《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慎到，赵人。田骈、接子，齐人。环渊，楚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而且著作也很多，"慎到著十二论，环渊著上下篇，而田骈、接子皆有著焉"。稷下黄老之学按郭沫若的意见，分为三派：一派是宋钘、尹文；一派是田骈、慎到；一派是环渊。《老子》一书是环渊整理出来的，这一派较多的保留了老子的虚静无为思想；田骈、慎到一派，则提出"以道变法"，比较接近法家。而刘尉华、苗润田《稷下学史》认为《黄老帛书》可能是环渊的著作。这种意见比较谨慎，又照顾到《黄老帛书》多楚语，其作者应是楚人，而环渊正是楚人，同时又是稷下先生，属于稷下黄老之学的创始人之一。因此，说他著《黄老帛书》应当是有道理的。战国时期有名的黄老学者还有申不害、鹖冠子、文子等，而在思想史上地位更为重要的则是宋钘、尹文一派。
      稷下学宫道家
      我们习惯上把老庄作为道家的代名词，然就先秦道家来说，老庄而外，在当时还有一些其他著名的代表人物，他们以其不同的思想特征，形成道家中颇具个性的道家流派。可以说，先秦是道家大发展的时期，它人物众多，流派纷呈，蔚为大观，形成了战国百家争鸣，黄老独盛；黄老学说，可说是显学中的显学。并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以黄老派最盛。黄老思想不但成为田齐的治国官学思想，并通过百家争鸣对诸子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在楚国和吕不韦统治时期的秦也发挥过一定作用，以至于在战国末期形成了蒙文通先生所说的“黄老独盛压倒百家”的局面。
      文子、列子的思想是稍后黄老道家思想主张的萌芽，为早期黄老道家的经典著作。对黄老学的发展影响至深,黄老学一些代表人物都曾直接或间接受文子、列子思想沾溉。田齐推崇黄老、设稷下学宫，为中国最早的大学之一，而在稷下学宫诸子百家中，人数最多、势力最强、著作最丰、影响最大的当属稷下黄老道家，稷下学宫的主流学派非道家莫属，田骈, 季真, 环渊、彭蒙、尹文等等都是道家人物，更别说那些介于道家与法家、介于道家与儒家或介于道家与墨家之间的人物了。他们还把源于楚国的道家新流派发展到非常拉风的程度，并且造成了道家的首次出山，这个学派就是黄老学派。那么他们为什么叫黄老学派呢，因为孔子讲周公，墨子讲大禹，孟子讲尧舜，道家呢，讲黄帝，所以黄帝是道家的祖师爷，再往下则为老聃。大致而言，田骈偏于法家一些，其后的慎到则干脆就是法家。尹文偏于墨家一点，和宋钘类似，一方面主张清心寡欲，一方面主张世界和平。而邹衍、驺奭则竟成了阴阳家的创始人。在众多出土的文献之中，道家黄老之学这一系的古佚书的确最为丰盛。
      其实首先将黄帝与老子联系在一起的，应当说是庄子的《知北游》。这样“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人说”。但将黄老形成学派的首先应推崇战国时齐国的稷下道家学派。稷下学宫前后经历了大约有一百三四十年，在中国学术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它的出现，与战国时“百家争鸣”有很大的关系。稷下学宫始建于齐桓公(公元前374一前357在位)时代，规模较小。齐宣王(公元前319一前301在位)时，稷下学宫与百家争鸣于此时达到了鼎盛：“宣王喜文学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
      道教将黄帝与老子同尊祖师的根源也是从庄子的文章里宣传出来的。在《庄子•大宗师》就说黄帝得道，升天成仙了；《在宥》篇中有广成子向黄帝传授“至道”。将黄帝尊为祖师的是道家的另一派神仙方士与黄老术士以及神仙方技家。这样，将原来老庄学派以恢复事物的自然本性为终极目的的学说，转变成为黄老学说以利用事物的自然本性为我所用。这给神仙信仰及道教以后的内丹术理论的出现埋下了伏笔。在道家系统中，老子的思想发展到战国时代，形成了两个主要学派，即黄老之学和庄学。两者都继承了老子的道论，但又加以不同的发展。就黄老之学来说，它使老子的道论向着更积极的方向发展，引出了一系列社会政治准则；而庄学则把道演化成了一种人生境界。由帛书《黄帝四经》的发现，我们对老子思想发展的这两种倾向看得更为清楚，同时，如前段所说，黄老之学本身的发展线索及显学地位也更加明显。不过这时让庄子没有想到的是，没过多久，就有一些后学拿着他的“真人”主张，发展出了一个新的流派，那个流派叫做神仙家。
      稷下黄老道家代表人物是文子、列子、范蠡、彭蒙、慎到、田骈、捷子、环渊、宋钘、尹文等等，其代表作除了已经佚失的《田子》、《蜎子》、《宋子》等等之外，还有留存至今的《慎子》、《尹文子》、以及与黄老道家关系密切的鸿篇巨制——《管子》。齐国统治者也基本上按照黄老道家思想治国，成为了战国七雄中最富强的国家之一，史称东帝。
到了战国晚期，齐愍王穷兵黩武，好大喜功，稷下学宫衰落，稷下黄老学派的传人也逐渐散去。不久，时任秦相的吕不韦大力召集门客，他们便纷纷投奔吕不韦，成为吕不韦的谋士和助手，并在编撰《吕氏春秋》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吕不韦也在法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秦国推行黄老政治，使得秦国的经济和文化出现了短暂的繁荣景象。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诞生在楚地的《鹖冠子》，也是黄老道家的重要作品。它和《吕氏春秋》一起，集中展示了战国末期黄老思想的风貌。近代睡虎地出土的秦代竹简《为吏之道》中，即含有黄老与文子之学的内容，即是说文子之学在北方的影响直至秦国。
      秦始皇执政后，废除了吕不韦的大多数措施，重新启用法家思想，并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将其意志推行到了全国，不久又实行“焚书坑儒”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使得包括黄老道家在内的百家思想遭到了沉重打击。但黄老思想在民间的余脉还在。汉朝取代秦朝以后，当时的丞相曹参在稷下黄老学派的策源地——齐国学到了黄老思想的治国精髓，并将其变为整个国家的指导思想。于是，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名为“文景之治”的盛世。有了这样雄厚的现实背景，司马谈（司马迁之父）对黄老道家思想进行总结。他说：“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道家“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旨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另外，当时的淮南王刘安还组织门客编撰了《淮南子》，成为了黄老道家巅峰性的著作。司马迁受其父的影响，其著作《史记》处处流露出黄老道家的思想，而且因为道家治世带来了巨大的经济繁荣，司马迁还探讨了经济运行规律和企业家精神，成了以后中国古代学术绝无仅有的现象。